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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在网络组织中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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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 2006/4/24   作者:    版权: 原创

知识在网络组织中的流动分析——以跨国网络结构为例
2003-11-14

  摘  要:企业可以被视为知识共同体。对企业而言,不仅知识存量,而且知识的有效流动,都将成为其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从分析影响知识流动的五个主要因素入手,以跨国网络结构为例,探讨了网络结构中知识流动的主要角色,进而从信息政治学的角度提出网络结构和有效激励机制是对付知识流动障碍、提高流动率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知识流动;竞争优势;网络组织

 

  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理论(the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将企业视为知识的社会共同体,认为是企业知识积累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企业的异质性,并进而构成了企业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然而,对企业来说,最具价值的显然不是企业拥有的知识存量本身,而是知识在企业内部的共享。今天,限制企业发展的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市场需求和其他企业的竞争力,更表现为企业如何有效地在其内部自我复制这些能够赢得优势的新知识,而且这种复制能力应该能够高于竞争对手的模仿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企业内部知识的价值在于如何实现有效流动。

 

  但是,知识并不象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容易流动和转移,知识的流动取决于知识自身被传送、解释和吸收的难易程度,因而面临着很多障碍。有学者将知识的不易流动特征称作“知识惰性(inertness of knowlelge)”。知识不同于传统资源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然对传统组织结构提出了挑战。实际上,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很多组织设计新方案都可以解释为接近和整合组织成员知识的一种努力。本文力图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分析影响知识流动的因素来解释知识在网络组织中的流动。

 

  一、知识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知识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可以在边际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转移。但是,这一结论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上。事实上,信息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尽管知识或者信息的自由流动对公司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们通常更倾向于封锁而不是共享知识。知识经常会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自由流动,知识在组织内部的流动通常会受到限制。另外,知识对市场的不完全性非常敏感,其中包括知识的识别问题、知识价值的披露问题以及负的外部性问题。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为知识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组织间的转移埋下了隐患。

 

  知识在组织内流动的困难暴露出传统层级制组织结构的先天缺陷,因为知识的有效流动根本无法通过命令来实现;而知识在组织间流动的障碍则对建立在交易成本基础上的关于企业边界的分析提出了质疑,因为作为企业关键资源的知识几乎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

 

  所有这些困难或障碍的产生都与知识本身特有的模糊性有关。与企业竞争能力相关联的知识模糊性越高,知识流动性就越差。以下因素决定着知识的模糊性水平,并影响着知识的流动性。

 

  1.默会性  人们能够知道的总是多于能够表达的,Polanyi这一关于默会性的解释近来已经广为人知。在Nonaka看来,默会知识是高度个性化的,并深深地植根于个体的特殊背景与行动之中,因此是难以轻易沟通与分享的。Grant认为,如果与企业生产相关的大多数知识是默会性的,那么这些知识在组织成员间的转移将会非常困难。后来的研究者(Reed & De-Fillippi)将默会性视为加剧知识模糊性、提高模仿壁垒的一个原因,并指出,知识的默会性与其模糊性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2.专用性  这里的专用性等同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不仅仅是企业规制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且能够通过一段时间的“干中学”获得,因而也是造成知识模糊性的原因之一。例如,企业与顾客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以及那些既能够给企业带来核心能力和竞争力,却又难以复制或购买的特殊知识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专用性更多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导致知识模糊性和可转移性壁垒的因素,而不是防止被模仿或实现知识内部化的保证。

 

  3.接受者的经验  知识惰性不仅源于知识本身(如默会性、专用性等),还与知识接收者有关。一个企业必须具有某些典型的相关信息或技能,以便自己能够利用被转移的知识,或者说,知识接受者(企业)在知识领域里必须有相应的先期经验,否则,这些知识将表现出惰性;而且,企业在相关领域所拥有的先期经验越少,知识所表现的惰性就越强。Cohen & Levinthal将企业这种吸收、转化新知识的能力称为吸收能力,一个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其先期拥有的相关知识紧密相关。或者说,知识吸收者先期知识禀赋不足,是造成知识粘性的一个重要根源。知识基础与技能的显著差别会阻碍知识的流动,如果差别太大,知识几乎就不可能流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实际上存在一种悖论,即知识流动的价值在于收益最大化并创造新知识。但是,双方拥有的知识如果太相似,流动就失去了意义;而差异太大,又无法进行有效流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接受者的相关经验限制了知识的流动性。

 

  4.知识拥有者的保护  如果某种知识成为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那么对于知识拥有者——无论个人还是组织都不会轻易将其转移出去,原因在前文已有所述及。比如,对组织而言,专业的技术“看门人”,类似于知识转移群体(transfer groups)之类的特别组织结构设置,或者为接近知识资产规定的高昂价格等,都显示出对重要知识的保护,也增加了知识流动的惰性。因此,知识的有效流动,不仅有赖于学习者的吸收能力,也取决于拥有者的合作意愿。而且,默会知识的转移通常是需要专门指导的,如果没有合作的诚意,这种行为几乎不可能发生。对组织内的知识转移来说,关键是组织对知识拥有者的激励问题。

 

  5.文化差异  这里的文化差异指的是跨文化和组织间文化两层含义。在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合资企业遇到的很多问题通常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源于文化差异的冲突和误解,常常会导致知识流动不畅和学习效率下降。例如,有学者在对美国跨国企业的研究中发现,美国企业在国际联盟中的知识转移水平明显低于其国内联盟的转移水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合作伙伴间的文化差异阻碍了企业间的知识流动。企业文化方面的研究告诉我们,文化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之间,也体现在不同组织间的文化中。缺乏共同语言往往是企业间知识转移的重要阻力。一般认为,合作伙伴间的文化差异越大,通过合作在组织间转移知识的难度就越大。

 

  以上是对影响知识流动的五个常见因素的分析。实际上,此类分析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例如,Kogut&Zander就是从知识的可编码性、可教授性、复杂性、技术的老化程度以及转移次数等五个方面来考察跨国公司制造能力的转移问题。

 

  实际上关于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不管其角度如何,基本上都是围绕知识本身特性、知识拥有者和知识学习者三个方面展开的。

 

  二、知识在网络结构中的流动

 

  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通常将其子公司视为海外市场进入者或是母公司专有技术的接受者,而企业的专有优势只存在于母公司,只有母公司才是知识发展与扩散的承担者。但是,随着环境变化的加剧,知识的学习与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 (1)海外子公司正成为前沿思想的创造者,重要研究任务的承担者以及战略规划实施的积极参与者。或者说,海外子公司正成为跨国公司知识网络体系中重要的学习者和知识贡献者。实际上,由于地理距离与文化差异,子公司容易形成国别专有知识。(2)母公司正积极适应新变化,修正其传统的管理模式,通过授权和分立不断扩大子公司的经营自主权,以提高其创造和利用当地知识的能力。(3)跨国公司正由早期以单向的资本、产品转移为主的层级制组织形式,转化为以多向知识流动为主的全球网络。如前所述,由于知识及其流动所具有的特殊性,跨国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内部组织机制来实现知识的有效流动。跨国公司正成为小企业的集合,网络中心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使管理的网络流程路径通畅,使其具有适当的集中性,并将各个部门、子公司联系起来,为知识的有效流动提供组织保障。

 

  具体来说,这里所探讨的跨国公司内部知识流特别界定为经验知识(如技能和能力)和具有战略价值的外部信息。经验知识的类型包括购买技巧、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包装设计、营销诀窍等。外部信息是指有关具有全球价值的关键顾客、竞争对手或供应商等的信息。根据知识流动程度和流动方向两个维度,Gupta将跨国网络结构中各个节点划分为四种角色扮演者:全球创新者、知识整合者、执行者和当地创新者(如图1所示)。

 

   1.全球创新者  全球创新者在网络中主要扮演着为其他网络单元输出知识的角色,在这里,知识是高流出,低流入。历史上,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内部,这一角色完全是由本国母公司扮演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全球创新者,或者说跨国网络中知识的最大贡献者可能不再是位于国内的公司总部(事实上,有的跨国公司总部未必设立在母国),而很可能是某个子公司。例如,瑞典爱立信公司传输系统的研究中心是在意大利,移动通信的领导中心则在芬兰。全球创新者是跨国公司网络中知识的重要贡献者。

 

  2.知识整合者  知识整合者的角色与全球创新者大致相似,都承担着为其他节点创造知识的重要责任。不同之处在于,其所需要的知识不都是由自己创造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其他节点知识的流入,整合者在此基础上整合创造出新知识,然后输给其它节点。所以,在这个节点上,知识表现为高流人和高流出的特征。如IBM在日本的子公司,其知识流入与流出水平都很高,是一个很典型的知识整合者。

 

  3.执行者  执行者很少有属于自己的知识,而是高度依赖知识流入,是高流入、低流出的节点。这种角色与全球创新者一样,曾经是跨国公司历史上的一种重要形式。当时,母公司扮演着全球创新者角色,而所有海外子公司都是执行者。知识的流动是单向的。如3M公司设在象芬兰这样一些小国家的子公司通常就是单纯的执行者。

 

  4.当地创新者  当地创新者具有知识低流入、低流出的特征。当地创新者对所有职能领域的相关诀窍几乎均负有当地创新的责任。为了适应当地市场的特殊要求,当地创新者主要依靠本地资源实施创新。由于这类单元拥有的知识非常独特,通常难以在本地以外发挥作用。从知识贡献的角度讲,这类单元在跨国公司网络中价值并不大,但出于其他方面的战略考虑,通常也会存在。

 

  这四种角色在网络结构中的联系强度与相互依赖性是有差异的。其中,知识整合者对其他单元的依赖性最强,联系强度也最大;当地创新者依赖性最弱,联系强度最小;全球创新者和执行者居中。

 

  Kogut&Zander在一项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中发现,知识的默会性越高,其向全资子公司转移的可能性越大;知识的可编码性和可教授性越强,转移到合作伙伴的可能性越大;知识复杂性的提高意味着其可教授性的降低,转移到合作伙伴那里的难度增强,流向全资子公司就是一种常见的选择。

 

  在激励机制给定的条件下,地理距离、文化环境和员工知识结构背景的多样化,使得跨国公司较好地避免了路径依赖所造成的知识创新惰性,有利于知识的创造、整合与激活;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组织体系的单元,各个子公司通常又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和组织语言,为网络节点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构建了必要的平台。不过,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文化差异过大、当地化特征很强的知识,即便是容易编码和教授的,或者说即便知识活性很强,也不会在网络中流动和分享。产生于当地创新者的知识多半属于此类。因此,这类单元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知识方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除了知识本身特有的惰性以外,仅仅从信息政治学的角度考虑,要实现知识在网络中的顺畅流动,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知识总是首先为某个人所拥有,或进而表现为某个组织单元的财富。那么,当知识成为员工或者组织单元(通常表现为单元的经理人员)在组织内获取资源、地位和权力的重要手段时,信息政治学就会发生作用。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EIU)对500多家公司进行了调查以后发现,虽然高达97%的受访者认为信息(知识)的自由流动对公司至关重要,但大约有70%的公司抱怨,经理们更倾向于封锁而不是共享信息,信息经常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自由流动。

 

  因此,从实现知识有效流动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跨国公司还是国内公司,都必须对传统的层级结构进行改革,使知识能够在相对水平(而不是等级)和较少人为边界障碍的组织中比较自由地流动。采用真正的网络化结构应该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比如,向有活力的节点(部门、子公司)充分授权,调动各节点经理人员的企业家精神,把激励建立在对所在公司乃至整个网络的贡献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社会化方式,促进开放式的沟通和非正式关系的建立,有意培育有利于知识流动的非正式群体网络。Gupta认为,正式的整合机制,如区位联络、跨单元委员会、一体化角色等,高密度的跨边界沟通,子公司经理人的组织社会化程度等因素,对知识在网络内部的流动会产生人为的影响。

 

  有研究者预计(或者猜测)组织中实际被运用的知识不超过20%,而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30%的话,公司的经营状况将得到大幅度改善。因而,为了赢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今天的企业必须象长期以来管理资本和劳动力那样来经营知识资产;而知识资产的经营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知识能否在整个组织范围内有效流动。从组织结构角度看,企业越是接近网络化,知识的流动就受到越少的阻碍与破坏。这也是许多公司努力削减层级、构建网络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简短的结论

 

  知识已经成为企业在动态、复杂环境中赢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知识的重要价值在于流动,企业应该致力于使自己成为员工交流和共享知识的场所,而不单是传统上所认为的只是对市场制机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知识本身固有的一些特征使得其具有很强的流动惰性,信息政治学的有关理论还揭示了知识流动方面严重的人为障碍。所有这些都对传统的企业组织提出了挑战。跨国网络结构被认为是有助于知识流动的新型组织形式,有效识别各节点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则是降低知识流动成本,提高流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跨国公司网络内部知识流动的分析,同样适用于对非跨国公司,尤其是多单位公司(如企业集团)的分析。

 

  主要参考文献:

 

  [1]Bernard I.. Simonin. 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595-623.

 

  [2]Anil K. Gupta. Knowledge Flows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trol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4 ): 768-792.

 

  [3]Robert M. Grant. 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 109-122.

 

  [4]Kogut Bruce, Zander Udo. Knowledge of the Firm and the Evolutionary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3, (24).

 

  [5]J. C. Spender. Making Knowledge the Basis of a Dynamic Theory of the Firm [J]. Stra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17):45-62.


  [6]Nonaka&Takeuchi. The Knowledge   Crceting Company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作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阎海峰 来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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